广州:珠三角永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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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篇文章是04年发表在台湾《诚品好读》上的,当时很忙,只新写了部分,再融合了几篇旧文的片段。以广州城市人文历史之丰富,本文言之未尽,有待以后再续新篇。离粤在即,贴于此处以作纪念。
广州:珠三角永动机
欧宁
真正的城市漫游者(Urban Flâneurs)总是喜欢昼伏夜出:当城市燃尽了它一天的能量,吐泻出所有的垃圾,漫游者出动了,他出没于大街小巷,在城市的灰烬中翻捡诗意的可能。波德莱尔认为漫游人既是拾荒者,也是收藏家,他们收集一个城市在非正常状态下的印象,从黑夜的废弃物中发现这个城市的全部生活。对于漫游者来说,广州是一个最适合夜游的城市,因为当其它城市都已沉沉睡去,它仍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
在凌晨时分,遍布广州各个角落的7-11便利店灯火通明,仿佛是黑暗世界的加油站,为各种生物和机器提供能量补充。这里也是不寐人的天堂,他们经常穿着睡衣,来到这儿采购香烟、夜间读物和安全套。有时呼啸而来的出租车会突然在门口呕吐出一个醉酒者,他们与推门出来的夜游人擦肩而过,两种不同的人生故事便有可能在这儿交汇碰撞。在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城市,人们的生活便利高于一切,7-11正好照顾到人们的这种需要。广州是中国大陆最早开设7-11的城市,它的平民化生活鼓励连锁便利店快速繁衍,形成为一条无处不在的补给链条。“总有一间在邻近”,这是7-11的广告口号,也是对市民生活永不落空的承诺。
除了固定布点的便利店,广州还有流动的烧烤游击队。它由来自全国各地的游民组成,活跃在天桥底,马路边,学校旁,以及任何无人看管的城市空地。他们被称为“走鬼”,没有牌照,也不纳税,经常要躲避工商或城管人员,不断变换地点以求生存。只有在后半夜,这种非法经营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在中山大学东门,烧烤摊挡已经成行成市,这里一过十二点就烟雾弥漫,肉香四逸,吸引大批学生、穷白领在此聚集,享受廉价美食。它会一路沸腾,直到天亮时留下遍地垃圾。
在夜幕的掩护下,另一支游击队也出没于城市各处,与警察们玩起了猫鼠游戏:一个叫MiG的本地涂鸦团体,他们由5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组成,依靠路灯的微光,在公车车体、工地围墙、大厦暗角肆意喷绘,留下自己的Graffitti 作品。MiG是Made in Guangzhou的缩写,它由两个女中学生SICE和SUE在五年前创立,如今已被尊为“中国大陆涂鸦第一CREW”,他们的故事曾被英国Dazed and Confused杂志介绍过。在越秀南路高架桥下的空地围墙,是MiG最早开始涂鸦的地方,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传奇,成为广州街头涂鸦者的乐园。这些年轻人对社会并无不满,他们只是用涂鸦来发泄自己的无穷精力而已,就算被捉到,他们稚气的脸也会得到警察的宽容。
如果说后半夜这种刺激、生猛的街头图景对应的是广州耽于享乐和游戏的城市性格,那么,位于广州大道289号的南方报业大厦则对应着广州的另一面,这幢彻夜运转、略显陈旧、位于城市心脏地带的建筑是一部超级媒体机器的象征,是这个城市行动力的最佳说明。在这个通体明亮的机器内部,编辑、记者埋首伏案工作,印刷机隆隆运转,到差不多天亮的时候,各种报纸和杂志通过早起的报贩发行到广州的每个角落,更重要的是,通过最先进的电子通讯技术,这些媒体产品可以在异地同步印刷,其影响遍及全国各地。人们都说,广州有中国最好的媒体,而南方报业大厦则是广州最具口碑的新闻圣地。
作为历史城市,广州曾是二十世纪初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作为经济城市,它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共同体的中心,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到了今天,由它启动的“9+2”泛珠三角合作计划(粤、闽、赣、湘、桂、琼、川、滇、黔九省与港、澳的经济联合计划),显露了更深远的野心。时光不断流转,从黑夜到白昼,广州从未停歇。当夜游者在晨曦中退隐,广州开始新的一天,我们,一群读城者,正准备在阳光底下,徒步穿越这个城市。
珠江口
在虎门大桥上,可以看见晨曦照耀下的珠江入海处:开阔的江面上笼罩着一层雾气,第一班开往香港的飞翼船刚好经过,它激起的波浪闪动着黄金般的光芒。在这里,珠江挟带着昨夜广州疯狂生活的尾声注入大海,它是广州与外面的世界的交接点,从十九世纪开始,广州在这里遭遇国际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文化的输入,成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地区之一。同样在这里,林则徐下令销毁英国人的鸦片,引起第一次鸦片战争,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史的一页。也正是因为风气先开,广州才能孕育出孙文这样的叛逆者,他引入外洋文明,在华侨力量的支持下,推翻清政府在中国内陆的腐朽统治。
在不同时代,城市与海洋的接口处常常成为历史变迁的动因,因此引起了执政者的重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海峡两岸紧张敌对的政治形势下,珠江口被视为兵家必争的重要水上通道。1963年,导演卢珏在这里拍摄了著名的反特影片《跟踪追击》的一场戏:英明神武的公安人员在珠江口截获外逃的 “美蒋特务”,他们曾派遣蛙人从海上潜入广州,企图炸毁广州的变电站。在新经济时代,这里的水上交通与陆上的广九铁路、广深高速公路等集结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把广州、东莞、深圳、珠海、香港、澳门等珠三角城市扭结成一个唇齿相依的城市带。
番禺
番禺原本是珠三角的一个重要的农业基地,是广州的“粮仓”,如今在大跃进的城市化浪潮中已被拼入广州城区。沿着珠江两岸,大量农田被征作都市发展,由广东商人开发的新式住宅鳞次栉比,这些色彩斑斓、洋溢着时尚气息的建筑为普罗大众打造了一个中式中产阶级的迷梦。Rem Koolhaas在带领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学生对珠三角的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进行研究后不禁感叹:“我们所到之处,一幢40层高的建筑,3个人和3台电脑花1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设计方案。有些建筑的设计只需两天就完成。”他在这种高密度和快速度的发展模式中发现了一种与欧美截然不同的现代化之路。番禺是Koolhaas所谓的“广普城市”(Generic City)的典型样本,它满足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现实主义需要,让建筑在意外、失控、碰撞、杂交中趋向一致,可识别性于是便被湮没了。
在番禺,除了有热销的江景住宅,还有大量的烂尾楼盘和畸型社区。由于市场供过于求,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或纯粹由于商业腐败,一些兴建中的楼盘落马了,它的内立面一直裸露在外,经年累月受风吹雨打,便变成富有鬼魅气息的废墟景象。另一方面,为安置越来越多的外来流动人口,谋取更大的利益,高架桥下的空间也被临时发展成市场,这里有餐厅、盗版VCD出租店、地摊、水果档、露天台球等,人们就在货柜车的呼啸声中找到自己的快乐。
这一切都是经济过度发展的腐烂表现。今天番禺的失控状态,也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作为广州的近郊,它一直是地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同时因为远离中央政府,这种小地方特别容易滋生地下秩序。上世纪四十年代,番禺曾出现过一个地方霸主李辅群,他依靠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作后台,通过征军粮、开烟开赌、私印伪钞、设卡抽税、武装走私、经营商业、袭断金融及谷米市场,成为暴发户,在番禺市桥镇建宫殿式住宅“群园”(至今仍保存完好),穷奢极欲,人称“市桥皇帝”。李辅群自小喜欢赌博,经常向人借钱,每次借两元,广州话发音为“两鸡”,与“朗鸡”同音,因此又有绰号“李朗鸡”,因为凶狠毒辣,很快从一个游手好闲的赌徒成长为名噪珠三角的乱世枭雄。他因投靠日本人而被国民党于1946年逮捕,1959年被共产党处死。
三元里
三元里原是广州北郊的一个村落,它因为1841年的抗英事件而被写入历史。它的城市化比番禺更早,是目前广州一百二十多个“城中村”的典型。所谓“城中村”,是指在城市之中、但仍保留乡村聚落形态的社区。它们初期都是郊区农村,后来因为城区扩张,政府在征用郊区农田作都市规划时,保留了农民的居住地和农村户籍制度,当周边的现代化建筑将它们包围,它们便变成所谓的“城中村”。在城市商业模式的刺激之下,“城中村”的地价也随之上升,于是农民便在自己的土地上擅建多层住宅出租牟利,这样一来,“城中村”便变成一个人口构成极其复杂的社区。三元里因靠近广州火车站(这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火车站),所以比别的“城中村”吸纳了更多、更复杂的流动人口。加上体制和管理上的混乱,这里便慢慢发展成为毒品、罪案和色情事业的天堂。
这里因为是历史名胜,所以还保留了一座古庙、两座旧牌楼、五座宗祠,这些旧建筑与一幢挨着一幢的多层民宅比邻而居,前者是岭南乡村风俗和宗法传统的遗留,后者则是新经济时代村民为增加收入而自行建造的出租屋。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建筑面积,村民们在楼与楼之间只留下很小的间距,这就是“城中村”中著名的“一线天”。走在三元里细窄的巷道上,这些几乎粘连在一起的楼房遮天蔽日,各种水管和电线乱作一团,这种昏暗、压抑和混乱的气氛令人感觉如同走入了一个地下世界。三元里的前街店铺林立、繁华热闹,但它的后巷却不见天日,藏污纳垢,成为不安全地带。
三元里最有趣的空间,是出租屋的顶层天台,因为楼间距非常密,各家的天台几乎连成一片。以前,从这里可以眺望旧白云机场航机的起降,可以近距离仰视巨大的飞机躯体从头顶飞过,现在白云机场搬迁了,人们只可以俯览近处的城市夜空。不少租住在这里的人常常走上来透一口气,以缓解日常蛰居底层的压抑。而楼房的主人,那些往日的农民,则利用这儿来种花、种菜,甚至饲养鸡鸭,把这里办成一个小型的空中农场,找回耕种之乐。在某种程度上,顶层天台变成了“城中村”高密度建筑群的减压空间。
“城中村”现象是中国城市化运动所欠下的“历史之债”,是城市规划滞后于急速发展的现实的一个典型例子。尽管征地补偿、农民的户籍和再就业等等问题的累积,已经使“城中村”变成都市中的“紧急地带”,但人们却以自己的方式去适应这里的生活,他们虽在低处谋生,却有无穷活力。
下渡村
下渡村也许算得上是广州最小的“城中村”:它位于中山大学东北角,只有一条长约数百米的街道,虽然地方很小,但却是一个五脏俱全、非常繁荣的生活和娱乐社区。这里是中大学生的天堂,他们住在村民的出租屋里,楼下各种生活用品商店一应俱全,不同风味的小餐厅每天都可以为他们提供物美价廉的美食。所以当学校决定封死通往下渡村的那道门时,学生和村民都激烈反对。那道正式的门被堵死了,旁边围墙却被砸开一个大洞:下渡村的自由生活以另一个通道继续展开……冲突在波澜不惊的日常中缓缓积聚,又以它自身的逻辑慢慢化解,这就是典型的广州“城中村”的现实。
在那条小街的东端,有一家叫“学友”的餐馆。每次穿过巷子中熙熙攘攘的学生人群,走过几个盗版DVD摊档,经过巷口臭豆腐的气氛渲染,从“学友”那白色日光灯照耀下的门口飘出的辣椒的香味,远远地,就已经开始撩拨我们那不可遏止的饥饿感。我们爱上了城中村的消费。不仅因为它价格低廉、出品地道,更因为它免费奉送一种活生生上演的、令你兴味盎然的生活戏剧。我们就是喜欢被那种闹哄哄的“城中村”生活图景紧紧包裹着的感觉。
下渡村除了可以用很少的钱来纵情吃喝,还可以打桌球,可以租一辆双人自行车,一路骑到中大码头和江边的长堤。从晓港公园的PARK 19,到江南大道新安大厦那些个性小书店,到新港路上的学而优书店、缘影会(由电影狂热分子组成的独立团体)以及近邻的博尔赫斯书店,到赤岗的维他命创意空间,现在我们还要把下渡村算上——珠江南岸似乎正在形成一条文化生活带,它迥异于北岸那些商业化社区,成本低廉,崇尚自由和创意,推行实实在在的消费和娱乐。所谓“在低处生活,在高处歌唱”,说的正是这种南岸的生活风格:在物质生活的低处挖掘它的欢乐,在心灵世界的高处放声高歌……
后记
法国《解放报》的作家和影评人Didier PERON曾这样写到广州,“它是中国的马赛,人们生活在湿热的亚热带气候中,生活成本高但更自由。”他误会了广州。尽管广州是最早推行经济改革的城市,这里的商业氛围较为成熟,资本的力量高于一切,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个高消费的城市。广州是许多新鲜事物的发源地,但绝不追逐无意义的奢华,这里的人很实在,他们喜欢低成本的生活。但广州的自由是真实的,人们听从自已内心的需要多于对权力的服膺。连Didier PERON也会说,“山高皇帝远”,广州的一切都有自己不同于北京或其它城市的逻辑,它是无所顾忌的,是精力无穷的,一部非主流的永动机。
阅读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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