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痕迹

阅读中的成长

(2005-10-24 02:28:52)

雷淑容 文

洁尘在她的新书《提笔就老》中写道：很早就受维吉利亚·伍尔夫的教诲，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有多早？我所知道的她，一开始就是有书房的——洁尘几乎是过早把人生定位在了书房。这个决定一方面来自伍尔夫的启示，另一方面是遵从内心的需要。按照这双重旨意，她结婚生子，辞职回家，写作出书，每一步都踏踏实实，坚定不移。就连读书这件事，她亦做得笨笃结实：一是坚持做读书笔记，手抄，笔录，多年不辍；二是致力于写书评。两种方式同时进行，有条不紊，毫不任性。当我拿到《提笔就老》时，忍不住有点好奇——十年的阅读时光，把洁尘雕刻成了何等模样？

确切地说，这是一本写女作家的书。时间跨度十几年。即经由洁尘的视线，去看一群杰出的女性：女作家、女文人——大都是提笔写作的女人，名单包括波伏瓦、杜拉斯、柯莱特、萨岗、法拉奇、阿赫玛托娃、陆小曼、张允和等等。这个选题很大，大得可以写一辈子，但是开口又很小，因为无论哪一种杰出，都必须首先进入洁尘的视线。洁尘的阅读范围看似包罗万象，漫不经心，实则刁钻、警觉和谨慎。这符合她一贯的风格。拿伍尔夫来说，洁尘用了三个篇章来写自己对她的感受：放弃，美貌和自己的房间。伍尔夫对洁尘还有一种特殊的人生领悟，即放弃做母亲的遗憾和关于女作家拥有美貌的认识。洁尘写道：“做了母亲的女读者正是获取了神赐予的这种幸福而满怀恻隐之心。”“伍尔夫只能是美得素净，内敛的，畏光的……这美跟她的生计无甚干系，这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罪过。”洁尘居然是同情伍尔夫的。这个对自己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英伦女作家、布鲁斯伯里集才情和传奇于一身的文学轴心和重心，洁尘一眼就把她看穿了。

有时候，我都嫌她看得太穿了。她提起对法拉奇的一种遥远的亲近感，“哦，她怀过孕的！”她还说：“我实在不明白，夏奈尔连家都不要，那她要其他那么多干什么？”“我一向认为，玛丽莲·梦露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要超过很多女作家的。”这正是洁尘的痛快之处。她看待女作家，不是仰视的，吟咏的，叹为观止的，而是平等的，体恤的，推心置腹的，甚至是挑剔的和不容置疑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友——不妨把洁尘阅读和品评的对象看做她的闺中密友。所有的心领神会，所有感性和智性的交流，所有的“激动、战栗以及那种心智上的极大的愉悦感”，都发生在书房。洁尘与她们对视，碰撞，较量，又握手言和，惺惺相惜。这是一种相当安全的交会方式，省却了现实中女友之间的许多平庸、琐碎和麻烦。洁尘的口味偏重传奇性，越是滋味复杂、尖锐痛楚的女作家，她越是迷恋和热衷，评论也就越发出彩。这与她的审美倾向有关，与她的书房生涯也不无关系——越是寂寞和宁静的坚守，越需要一种动荡和艳丽的滋养。事实上，洁尘选取的女作家都在不同程度参与了她的成长。她的文字和趣味，她的心性与视野，都能从不同的文本和形象中找到蛛丝马迹，比如杜拉斯，比如张爱玲，比如弗里达，比如李碧华。和一般读者相比，洁尘的超越之处在于她常常能在深刻迷恋中迅速抽身，她从她们的生活境遇和文学文本中汲取自己需要的营养，即纯正的文学品位、阔大的好奇心和博大的情怀，然后又毫不留连地将她们隐藏、舍弃。因为她总能看到她们的虚弱之处，诸如刻薄，暴戾，自恋，放纵，荒凉，危险——这些正是她要处处摒弃的。洁尘总是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于是，我便看到眼前的阅读者洁尘：目光坦然，心胸湛然，眼神悲悯，却又头脑清醒，笔锋凌厉。十几年前，她还因为三毛自杀当众流泪，十年后，她毫无内疚地说，我已经离开了她（茨维塔耶娃）。连她自己也忍不住叹道：一个人长大成人真是有如神助啊。
(都市快报)

《铁西区》：软刀子

桑克

听说《铁西区》很久，一直没有机会看。这其实不是我的不幸。
读罢张献民《危险，勿进——看不见的影像之十六：王兵作品<铁西区>》，我更加渴望看。事先，我对它有所想象。然而想象始终只是想象。
时近午夜，暖气的稠度开始稀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上裹着棉被看《铁西区》。这是四碟装的碟片，按照我的习惯，我想先看完上集。结果是一口气看完。 我这时对时间已经丧失概念，我去厨房取饼干和可乐的时候，我看到阳台亮着。我以为阳台的灯没关，但是我回头看看开关，上面所有的控制键都指向关闭的方向。 我隔门望去，天已大亮。原来已经是上午时分。普照寺的塔已经围绕了一些灰色的麻雀。
我开始狂睡。
梦中充斥混乱、疲惫、快速的画面。我受到打击。这打击，换种客气的表述是震撼。这种震撼的力度相当猛烈，但形态却非暴风骤雨，而是软绵绵的湿布，或者 使用一句更为干脆的比喻：一把软刀子。它在你的内里纠缠拉扯，似乎无力，但却无处不疼。这是一种连续的说不清楚的过程。我是以语言文字进行工作的，但我感 到了语言之外原始而单纯的力量。甚至产生了一些偏激的想法，比如剧情片的本质就是虚伪。我深知这样的想法并不公平。但《铁西区》让我在某个瞬间产生出这样 的偏见，即使是再次面对《孔雀》那样非常不容易的已经抵达及格线的影片，我也会坚持到底。
真实，这是每个人或许都会说出的。而我对真实的看法比较麻木。真实并非铁血，并非残酷，只是一种没有任何道德感的存在。换成另外的表述，就是事实与现 象。任何一个记录者，而非一个伤感的怀旧者，认真或老实地描述现象就已足够。仔细观察一下新闻传播行业的状况，每个人对什么是真实定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不 论结论是什么，我们面对它，这样卑微的自豪完全可以持续三五天。不必想哈维尔，不必想哈耶克，不必想哈尔滨……不必想这个，或者那个。只面对真实这个词汇 （暂且不必理会任何一个代表或象征真实的事物），认认真真地注视它，目不转睛地注视它。直到这个词使你的汗毛或血管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如果你未能产生任 何变化，那么请你继续这样做，或者请你彻底放弃。
挑王兵的毛病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并不觉得九个多小时的篇幅是一种毛病。庸俗的辩护辞可以这么写：现在任何一部电视连续剧的长度都是《铁西区》的几 倍。这个问题，我从来不想追究。而且我明白，对于忙人而言，将这么长的时间用于观看一些活动图像意味着什么。人的生命与天地相较可谓短暂，但同蝼蚁或电影 相比，则何其漫长。多问自己一句，你忙碌的目的又是什么？请稍稍停顿。停顿并非停滞。况且在王兵看似罗嗦实际富有节奏的叙述中，我强烈感受到他的时间的存 在，而自己却忘记了我的时间的存在，或者说他把他的存在时间赋予我的生活。这种强迫性我是应该感激的。挑剔是专家的事情，譬如美食家为菜肴打分，然后登在 《时尚》杂志上。而我只是一个食客，一个影像的享用者，那么我能吃就吃，不吃就走，这是我的权利，不管别人是否尊重，我都这么干。
我从未到过沈阳，尽管那里有我的亲友以及一些偶尔见面的同行。但这个片子和沈阳的关系究竟有多大，却不是我所关心的。当然，从城市的角度，我可以拿哈 尔滨与之对比。哈尔滨动力区，那里有许多大型国家工厂，也包含一些兵工厂，我曾多次到过那里，拥有一点浮光掠影的了解……但我不想做这样的对比，也不想将 铁西区扩展至中国这样辽阔的范畴。我只说我的感受，是醒来之后，悲伤而且懵懂的感受。请任何人不要嘲笑我的悲伤，就像请不要嘲笑片中人物杜锡云和儿子杜洋 以及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荒凉而颓败的工厂终将被埋葬在新建筑的地基与人的记忆之中，伤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衰败正是历史可以预期的一个喜讯——由此，我 从我的哀伤之中分辨出颓废的成分，或者是远大的成分。
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当我乘坐火车旅行的时候，我经常猜想铁路沿线房屋之内的隐秘生活。我喜欢的拉金曾在他的诗中描述过这样的情景——

经过站立的卧车，长着黑色苔藓的墙壁
来到结尾，就要结束了，这脆弱的
充满巧合的旅行……

王兵站在火车机车前端的站台上，为我呈现铁轨、房屋、铁器、横街，为我呈现雪泥、黄冰、枯树、灰草，为我呈现一个一个的活人……已被解雇的工人们最后 一次来到远郊工人疗养院，治疗铅中毒。他们聊天、打牌、喝酒、抽烟、说粗话、吹奏萨克斯、捞鱼、看毛片、唱卡拉OK、看雨……工人小杨淹死，他的伙伴们抬 着他的尸体，从镜头前走过，有的含着笑容，一点也不凄楚……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死者去了，活的人仍然活着。

2005.3.15.

转一段。

　　1．第一个把弗州理工凶案和华人联系起来的媒体，是《芝加哥太阳时报》——康拉德•布莱克媒体集团的旗舰报纸。布莱克本人正因诈骗罪名被起诉，这且不去说它。但由这张报纸的“警方正在调查凶嫌是否为一名24岁持签证入美的中国留学生”，到美联社的转引，到多维社的“凶手可能为中国人，本社正在核实”，再到大大小小华文网站和博客认定凶手一定是大陆华人……一个尚在调查的疑点，极为迅速、极为顺畅地，成为众人（愿意）接受的事实。弗州理工事件，在华人这里，误打误撞地成了一起媒体事件，一起国家信心事件。

　　2．《芝加哥太阳时报》为何刊登未竟证实的消息，以及该消息为何广为转载？恐怕偶然性占主要因素。关键是，为什么许多华人，包括我自己，并不觉得“凶嫌是华人”不可想像？而且迅速联系起卢刚、福冈、马加爵……虽然说，如今全球问题趋同，凶犯是任何族裔、任何国籍，似乎都不难接受，但中国人自己的迅速认定，表明国人对自身形象的先验认知。像鲁迅先生所言，“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很有些自知之明。我们自己大有问题，引发联想很正常，这是不用说的。

　　3．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急躁的民族不自信——至少应该有耐心等到确切的结果，再骂娘不迟嘛。没有，等不到结果，网上已经开骂了。一肚子的意见，终于有地方发泄了。反过头来看，和任何缺乏耐心下发表的意见一样，没有真正的见识和建设性。我们经常是自己所咒骂的事物的最佳代言人。

　　4．与此同时，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俄罗斯，甚至在非洲：华人在扩张，华人在受排挤；华人在受害，华人在施害。这对矛盾就如此和谐地共存，真是活生生的辩证法。

　　5．从“凶嫌是华人”的想像，可以衍生出什么评论？让我们设想一下海内外不同心态的人会有多少批评角度：1）80后，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失败；2）留学浪潮中的社会弊端；3）所谓的CCP长期的“奴化赤化”教育，“喝狼奶”等等；4）中国下一代精英的价值沦丧和病态心理；5）中国文化中的宗教缺失和价值虚无；6）华人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地位和心态；7）中国人的全球扩张，黄祸来临等等。我敢保证，各类华文媒体定有不少已准备好振聋发聩的社论，只待消息证实就发出。

　　6．可惜这次发不出了。但绝对不算白写，因为总会有下一次卢刚事件，福冈事件，或者马加爵事件。但如果这套模式放之任何环境任何事件都适用，它的价值是否会打上折扣？

　　7．我忽然觉得有点奇怪的是，如果是中国的正面消息、如果出现杰出华人，怎么很少见人深挖社会根源了呢？怎么一谈郎朗、李云迪、姚明、刘翔以及许多优秀留学生，成功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一到丑恶和耻辱，就成了全民族的呢？

　　8．《纽约时报》网站的读者评论里，99%是在讨论枪支管制问题，关键词是NRA；多维网站的读者评论里，80%是在骂CCP或者骂汉奸，关键词总是人和某种牲畜——真是不比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9．三十三个年轻人死了，希望此次事件，是从生命的意义上和我们发生深刻的联系；国人自己反思也好，敦促“那些中国人”反省也好，都应该，都可以，只是不应以这些死者的名义。

虚幻的实景——梁卫洲的“景物志”摄影系列
江梅
从1999年开始，热爱摄影的画家梁卫洲开始了他的“景物志”摄影系列创作。与他绘画中所表现出的焦躁、冲动、矛盾乃至神经质等不安定情绪相比，摄影似乎呈现了梁卫洲心灵深处另一片安宁静谧之境。

“景物志”以拍摄的黑白片加主观着色完成，内容大体可分为室内和室外两个部分，室内为静物，室外为风景。静物的范围比一般理解的要宽泛，既有特意摆放供拍摄的物件，也包括室内一切巨、细事物和痕迹。风景表现的则是户外和自然中的一些平静生活画面。

梁卫洲的景物是平淡日常的，景物中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和故事。“志”有记录的意思，那么“景物志”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关于生活中平凡事物的私人记录，而那些被记录的景物影像也就带有了私人雅好与收藏的性质。然而，仅仅从这个层面理解，似乎只是观其形而已。因为，“景物志”中的这些景物，在我们日常的目光所及之下，并不曾具有这般特殊而玄妙的意味。

看室内部分，那些白炽灯泡、日光灯管、插座、半开的门、吊扇、瓶罐、水果、盥洗盆、抽水马桶、玩偶……，那些居室内再平凡不过的物件、不起眼的角落，在其中都获得了升华，它们受到持久而强力的注视，以至视线竟能穿越物体的表面而深入到了作为物质的本体。画面的构图显然是精心安排的，无论平衡还是打破平衡，目的都是为了突出拍摄主体，表现室内景物作为存在的一种原生态。而作品的色调则是淡雅的，层次微妙的，物体在其中散发着幽幽的光泽，极具质感，也显得非常不真实。这些景物摄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也就是梁卫洲的表现主义画风之前，他画过的一批很另类的静物画。与当时主流的写生类静物画完全不同，他画面中的瓜果、贝壳、鱼等静物虽以非常细腻的写实手法绘成，但色调灰淡，似乎象标本一样，带有微微的陈败之气，也有人将这种气息描述为枯淡，总之，那批静物画在当时显得很不寻常，因为它既真实又不真实，它将人们对某些事物的固有认识引向了别处。回想那批静物画，再看今天的这些室内景物摄影，它们在精神脉络上的延续性就很明显了。

关于自己的绘画和摄影，梁卫洲在他的随笔里写过这样一句话：“绘画是我摄影的一部分，而摄影是我绘画的延伸……”

今天的“景物志”摄影应该可以看作梁卫洲当年另类“景物志”静物画的延伸，且表现的范围更大，由室内拓展到了室外。

室外的风景，场面自然开阔许多，近、中、远景分明，构图平稳。风景里有草甸，有水域，有近处的栅栏和桥梁，地平线或海平线出现在远方；风景里还有人，普通的人，普通的行为举止，如伫立的若有所思的年轻男子、两个女人拉着一个孩子的匆匆背影、正在放风筝的中年男人、头露出水面的孤独游泳者……一切都笼罩在一层虚淡空朦的浅灰色调之中，画面上还有一些浅浅的、斑驳的昏黄印渍和光影，象是对于不在此时此地的提示——那是如梦般的记忆，真实地存在过却又让人感觉象是轻盈的幻象。而那些独自游戏消遣的个人、匆忙远去的背影，都是人们记忆和心灵中似曾相识的形象与场景，它们不由自主地勾起了观者内心那种种淡淡的落寞、哀伤、孤独、爱怜和怀旧之情。

罗兰•巴特在他的《明室》一书中谈到摄影如奇遇，有魅力的照片会让人从一大堆郁闷的孤独中振作起来，而这就是摄影存在的价值。我愿以此作为解读梁卫洲“景物志”摄影系列的出发点。

马丁·帕尔的墨西哥

马丁·帕尔又来了，这次是远足墨西哥的旅行归来，是一次对墨西哥当代生活的视觉语言探索，立足点放在文化的冲突上，尤其是街头的文化——介于本土的方言和全球消费品牌之间。

马丁·帕尔是当代摄影的博学之士。作为艺术家、策展人、收藏家以及作家，他被认为是一个多面的观察家，以及消费文化的讽刺者。他出版了30多本摄影书，包括《常识》、《思考英格兰》、《我们真实的意图全是为了让你高兴》，以及《乏味的明信片》等。他的摄影作品被世界范围的博物馆收藏，包括洛杉矶的盖蒂博物馆，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伦敦的泰特现代等。他生活在英格兰的布雷斯托，是马格南图片社的成员。当年卡蒂尔—布列松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展览，差点晕了过去，说是马格南怎么出了这样一个另类，随之拂袖而去。后来这位“决定性瞬间”的提出者，也不得不感叹帕尔的过人之处。

这次墨西哥画册的出版，请来了墨西哥的文化批评者和偶像破坏者罗格里奥，发表了一些评述。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一个本土的观察员，是如何评价一个外来的“入侵者”的？

在马丁·帕尔的眼中，这是一种强烈的、快乐的、具有民族意味的视觉。墨西哥在与经济方面的窘境搏斗同时，数百万的电视沉迷者依然崇拜着电视瞬间成名的英雄的诱惑。他们手上拿着啤酒，渴望着某一场胜利的到来——包括地区的和国家的足球盛宴。魔法下的快乐的墨西哥，是电视的领域。

但是，同样的墨西哥也是一片失业的土地，贫穷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也是一片文盲、腐败以及不公平竞争的大陆。天然资源被污染，也在荒芜。毒品贩子的力量日益强过国家的警力。有着无数对女性和新闻工作者的谋杀。印第安人社会的隔离，有着历史悠久的积怨。

然而从西班牙征服的年代开始，土著的结构就在发生着变化。一百年来更多的人穿上了西方的服饰，成为虔诚的基督教教徒。许多人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而选择了西班牙语，迁移到北方寻找工作。他们来来去去，以他们的美元支撑着虚弱的民族经济。他们的建筑上有着卫星接收器，接受着各种外来的品牌，可口可乐、耐克、迈阿密海豚或者其他的美国影像——如果我们相信马丁·帕尔的图像。的确，对于印第安人祖先的神话般的文化遗传，已经无力抵抗外来文化的入侵，或者已经使普通人感到漠然，只有那些“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还在耿耿于怀。国界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墨西哥似乎已经成为美国的墨西哥。

然而从西班牙征服的年代开始，土著的结构就在发生着变化。一百年来更多的人穿上了西方的服饰，成为虔诚的基督教教徒。许多人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而选择了西班牙语，迁移到北方寻找工作。他们来来去去，以他们的美元支撑着虚弱的民族经济。他们的建筑上有着卫星接收器，接受着各种外来的品牌，可口可乐、耐克、迈阿密海豚或者其他的美国影像——如果我们相信马丁·帕尔的图像。的确，对于印第安人祖先的神话般的文化遗传，已经无力抵抗外来文化的入侵，或者已经使普通人感到漠然，只有那些“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还在耿耿于怀。国界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墨西哥似乎已经成为美国的墨西哥。

如果墨西哥是魔幻的，那么同样是深沉和残酷的。它的历史发展也有着血与火的考验。不管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有着多少区别，墨西哥分享了同样的历史和同样的英雄史诗，同样的信条，同样的理想。他们的穿着多少有点相似，只是不同的商标和价格标签，他们说着同样的西班牙语。这是一个巨大的、震颤的、混合着各种旅游人群的国家，包括数以百万的其他类型的墨西哥人：商人，政治家，官员，呈现出相似的外表的标识。

全球化的现象不是近来才有的，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早在四万年前就开始了。当时最早的人类就离开了非洲平原，居住于这片土地。从那时候开始，世界的命运就发生在这一群人和那一群人之间。一些被征服了，另外一些建立了帝国。帝国的崩溃也就诞生了民主，也诞生了极权主义。如今有更大的强权力量征服和支配着全球的利益，从而在市场上不断削弱弱小的民族。这样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欣赏美国的产品。美国也是消费者，包括产品，劳力，几乎遍及每一个国家。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延续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除非发生核战争，公平也就无法提到议事日程。

马丁·帕尔意识到了这一切。他在墨西哥的不同省份旅行时，不仅从表面更是从深处注意到了竞争的可能。帕尔知道这里没有真正的或者说是纯粹的文化，它们都是一种混杂的产品。以往是许多民族的构成，未来很难想象又会是什么样的构成。

帕尔极尽挖苦的影像，拍摄于墨西哥的旅途中，不仅说出了全球化的影响，同时也说出了民族身份的特征。后者呈现在政府机关、电视频道甚至世界杯中。不然的话，画面中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绿色、白色以及红色？
帕尔是一位批评家，也是一位滑稽演员，他的照相机就是两者之间的护照。帕尔天然的目光洞穿了平凡生活的表面，将墨西哥呈现在两种节拍之间。文化之间的故事你很难用是或否来回答，关键是看你生活在哪一种状态下。生活在不同的区域是完全不同的感受。社会阶层、教育和文化决定了画面的庸俗成份，超级富有阶层可能会有最糟糕的品位。

帕尔的注视尤其敏锐地出现于街头，将我们对于大众文化模糊的观念通过具体的观照性格化。比如米老鼠的巫术，遭遇了全能的基督耶稣，还有民间艺人，蜘蛛人，花枝招展的玩偶，麦当劳，金字塔，鸡腿，可口可乐，悉数登场。观光客杂色的衬衫混杂在一起，不同国家的节庆混杂在一起。永恒的墨西哥骑士面临着死亡。数字化的革命也在杂色中悄然发出宣言。还有移动电话，旗帜，帽子，各种颜色的酱汁，捧着奶瓶熟睡的婴儿，加上破碎的时装模特还在微笑。

没有什么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但是帕尔却给我们带来了新鲜感，仿佛他想告诉我们：看，墨西哥的本质还可以这样来描述！面对这些画面你很难不发出笑声。然而又会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但是这些都是这位英国摄影家从真实生活中的发现，他的目的并非想完全展示纯粹的墨西哥，而是露出讽刺性的微笑。帕尔给我们所带来的东西也许有点厚颜无耻，揭开了我们令人讨厌的性格一面，然而这些都是历史与文化的结局。大众文化说到底，就是一种混杂，是一种扭曲和叠加，是来自政治、市场、电视以及宗教的影响。既神圣而又亵渎。既落后又是进步。是成功也是解放，全都融合在机智与幽默中。或者你可以将其作为戏剧化的舞台欣赏，或者作为民俗的文本研究。是对一个民族的讽刺还是本质的描述？也许墨西哥就是这些照片本身。

《伟大的书》

［美］大卫·丹比著曹雅译

江苏人民2003年9月版

大卫·丹比的悲哀：我自己已经不再是个读者了……我已经成了只读新闻、时事书籍以及各种各样的杂文的读者……

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我拥有观点，却没有原则；我有本能，却没有信念。

我的记忆正消失于媒体生活的迷雾中，我是个看生活而不是个过生活的人。

我们生活在媒体的包围中，尤其作为一个媒体人。打开收音机，听的是广播新闻；按下遥控器，看的是电视新闻。至于平面媒体，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千四百四十分钟八万六千四百秒，就是一秒钟眼睛都不眨，也来不及把家里的每天二百多个版的报纸一字一字地读完。阅读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积压的速度，第一天的报纸还没有读完第二天的报纸已经送到，准备有空时认认真真、仔仔细细读的报纸还没有等到有空余的时间，就被新的准备认认真真、仔仔细细读的报纸所覆盖，最终还没来得及认认真真、仔仔细细阅读就被清理“门户”请出家门。尽管如此，阅读报纸还是侵占了我吃饭、睡觉以外的大部分时间，家里的空间也被报纸杂志所蚕食。媒体正改变着我们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模式。虽然媒体与空气一样，须臾也离开不得，但我有时也有点烦，没想到他的感觉与我一样。

他，大卫·丹比，美国《纽约》杂志电影评论家，两个孩子的父亲，一个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他在《伟大的书》前言中写道：“我一生一直是个新闻从业者，自1969年以来，我就一直是一个电影评论家，我很喜欢杂志写作这一行当。但到了90年代初，我开始心生厌恶……作为媒体的一员，我也厌倦了媒体”，“媒体给予信息，但信息在90年代已变成了瞬息而不稳定的东西。一经到位，立刻就分解了，某些片断得到充实，其余的则被匆匆推离舞台”，“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我厌烦了但却仍然饥渴不解；我被抛进了现代的媒体生活中，一种满怀厌恶的兴奋状态中。到了这个世纪末，到这个千年期的尽头，媒体威胁要全面接管，把文学推出视野之外，我的厌恶中带上了各种我也说不清楚的情绪——怀旧、遗憾、愤怒，甚至绝望。”

虽然，我们也在阅读，“我读得很多，有时整天整天地读，但大部分我所读的东西是新闻报道、专题文章、评论，或许那些被改成电影，我在给《纽约》杂志评论时所要查一下的小说”。“但我已不再有认真阅读所需要的那种专注力或纪律了”，“我自己已经不再是个读者了；或者这么说吧，我已经成了只读新闻、时事书籍以及各种各样的杂文的读者”。

由此，大卫·丹比感到悲哀：“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我拥有观点，却没有原则；我有本能，却没有信念。”“我的记忆正消失于媒体生活的迷雾中，我是个看生活而不是个过生活的人。”

“我想，严肃的阅读或许是一种结束媒体生活对我同化的办法，一种找回我的世界的办法。”于是，时隔三十年之后——1991年，大卫·丹比回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与十八岁的学生坐在一起，重新读“伟大的书”，第一学期是：荷马、萨福、柏拉图、索福克勒斯、亚里士多德、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维吉尔、奥古斯丁、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和洛克；第二学期是：但丁、薄伽丘、休谟、康德、蒙田、卢梭、莎士比亚、黑格尔、奥斯丁、马克思和穆勒、尼采、波伏瓦、康拉德、伍尔夫。

所谓“伟大的书”，就是西方的“标准经典”，哲学的、政治的、思想的、伦理的、文学的等等“西方文明的通览”。读这些“标准经典”，其他大学也有类似的书目，上这门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是哥伦比亚大学不管那一个专业的本科学生人人都必须选修的课程。不管这些十八岁的学生以后做什么，操什么行当，创什么伟业或者造什么孽，“都不应该没有这一传统的筑防”。丹比的老师说，这些书是选出来用以塑造你们的。大卫·丹比称，“仅仅是为本科生提供一个站立其上的基础”，他借用美国黑人学者、评论家亨利·路易斯·盖茨在1990年说的话，“教文学就是教价值观”，“教一种美学体系和一种政治秩序”，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选修历史、生物、考古等等。他说得很坦率：“书目并非天真无邪”，“今天的‘标准经典’书目不过是个安抚人心的杰出作品选目而已，是白种欧裔美国男性的‘霸权’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像个人主义、市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性别歧视这样的或好或坏的西方伪装下的、意识形态上的先头兵。”中西同理，读书育人。只不过在我们的大学里，好像至今还只有学人文学科的才必修经典著作，而且哪些必修哪些不必修至今还在争论不休——倘若是纯粹的学术争论，或可理解，倘若是出于深层的历史迷失，则不免有些悲哀。

《伟大的书》是大卫·丹比在四十八岁第二次做学生时的读书笔记。促使他写作这本书的还有一个动因：回击少数民族、女权主义者以及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对西方经典的攻击。媒体出身的他，用生动的语言、流畅的笔调描述了学院的环境、老师的讲解、同学的争辩，他大段地引述文本，讲述书中的故事，夹杂着他重读时的感受，像小说一样好读。不必理会他的“回击”，不必认同他的“感受”，至少他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来阅读西方经典名著，也提供了这样一个样本：读书笔记可以这样写。（文/五谷）

我摆脱王小波影响的十年
安替

1997年4月11日凌晨，王小波去世。我一天之后从报纸上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站在我服务的宾馆总台，想不出自己的未来。10年过去了，我已经 离开了所谓“王小波式”的道路，对那段日子有了更多的距离感，可以平心静气地回述。在他的忌日，唯愿以此文悼念曾经支撑我走向文字之路的英雄。

在王小波之前，我也疯狂喜欢鲁迅和李敖，这两个脑后有反骨的文人，给埋下反抗种子的我很多鼓舞。但王小波却是完全特殊的一个，对我来说，他曾经就 是神，就是我的一切未来。我很早就搜集他的杂文。他的文章好像是有“印章”的，任何他的文章即便不署名，当时我都能立刻判断出是他的文字。我记得在汪晖教 授毁掉《读书》之前，王小波在《读书》发表的文章，简直就是篇篇让我拍案叫绝，当然也让我这个理科生记住了诸如“盛洪”这样的“反角”。

但王小波对我最大的价值是告诉我，文科没嘛了不起，像王小波这样的理科黑马一出，就能印照出文科著名ID们装神弄鬼的嘴脸。并且，如果仔细分析王 小波的文体，就可以发现，王式文体简单说就是“逻辑主义+智力歧视+文本狂欢”，对于任何一个有文采的理科生来说，这种文体是很容易模仿的，而且不需要任 何社会学、政治学的背景。于是，我立刻学来去勾引小女友，甚至在《三联生活周刊》“生活圆桌”栏目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1998年上网之后，我在两三 年内，都没有挣脱王的模本，开始远离真的是要到2001年我成为职业新闻人之后，至今我才能说，我的文字完全没了他的影子。

我想王小波的文体魅力不仅仅只是征服了年少的我。看看《王小波门下走狗》讨论组和系列书籍，看看现在20多岁的大学生的杂文或者小说，甚至看看牛博网的很多理科出身博主的文章，你都能读出“王小波”三个字。

这样的诱惑是显然的，当一个从小埋头于数理化、远离文字的理科生突然发现几乎不需要准备，就可以立刻进入文字领域，横扫一片，而且显然有所斩获的 时候，那种近乎不劳而获、进退自如、脚踏两只船的快感是自信的源泉。这也恰恰是我和王小波的粉丝们能走到今天的原因。正如王小波看完卡夫卡之后，他发现文 章竟然可以这么写而且也可以牛逼，我们也是在看了王小波之后，也发现了自己也许这辈子不能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显然得文学奖却是很有机会的。当王小波遭到 人文届的冷漠和批评时，反而激起了我们为偶像辩护的激情，王小波就是我们自己，打倒一切文科老帮菜营造的腐朽世界！未来属于逻辑，光荣属于罗素，世界是我 们理科生的！

但10年过去了，像我这样，有很多被王小波带入人文届的粉丝们也长大了。我们开始发现，王小波说的也是对的，但显然不够，打倒腐朽的文科老帮菜很 容易，但构建新的人文世界却很难。解释这个世界，逻辑主义不够用；批判这个世界，智力歧视显然不够宽容；文本狂欢，对于伟大作品来说，也过于简单。政治、 社会、法律、经济、新闻、文学，每个领域中国人都有极大的和世界的差距，而且有各自不同的症结，一旦你真正进入某个专业，你就会突然发现，你再也不敢用王 式文体来对付了，原来那种自信是一种局外人的雾里看花，虽然能摧枯拉朽，但却不能真正成为栋梁。

另外一方面，王小波的道路对我还有职业选择的意义。当年单单从文字上理解王小波，我曾经对王小波产生了自己的误读：我认为既然在体制内的人文知识 分子，都必须看碗说话，无法做一个独立的学者，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事业和职业分开，在做一些和意识形态无关的工作（商业或者IT），然后把自己业余的时间 全部奉献给心仪的人文事业。我当时以为，王小波就是这条道路的典范，他教的是计算机，甚至他写作的软件系统都是自己编的，但写出的文字如此幻美，如此独 立。我的英雄既然能这么走下去，我就能这么走下去。

但是1997年他死了，我怀着疑惑，还是继续着这种“职业事业分离”的道路，继续白天做IT，晚上在网上写文章。虽然也能勉强走下去，但我总觉得 内心分裂，编程序的时候想着文章，写文章的时候还下载着软件。这样的挣扎一直到2001年我进入新闻界，才第一次把职业和事业相结合。今天我可以说，对于 我个人来说，这才是我要的道路，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有全身心投入一个事业才能真正成功，否则，IT也不会太成功，文字之路也走不下去，就好像王小波 那样，甚至会心力交瘁地死去。

新出版的《王小波全集》第九卷书信集，证实了我的确当初对王氏道路的崇拜是误读。我看王小波给李银河和朋友们写的那些信，简直就是看到了自己挣扎 的日子，甚至他用的那些比喻，都是我曾经反复提及的。他根本就不要这样割裂的生活，他只是在苦苦挣扎，因为各种限制，他无法达到理想的生活。感谢时代，让 我们拥有了比当年王小波更多的条件，使得我们今天能部分达到王小波想而不及的生活——准自由地写作而不必担心明日早餐。

虽然是种种误读，但的确是王小波领我进入了一个勇敢的新世界。我的英雄已经死去10年，但今天每当我经过人大，翻起《三联》，或者在博客中看到博主提罗素谈逻辑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他，以及我和他心在一起的奋斗岁月。

http://paowang.com/cgi-bin/forum/viewpost.cgi?which=paowang&id=662012

1997年4月11日，印证了诗人艾略特所说的，“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
10年后的今天，走访王小波的追随者，寻找小波。
2007-04-09
实习生王晶晶刘玉海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去世不久前给报社传稿子，传了好几次都是白纸，现在想起来，那也许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回忆10年前让人猝不及防的噩耗传来的那一刻，何保胜说：“我惊诧无比。”就在噩耗传出不久前，何保胜还为其时他所供职的《南方周末》向王小波约稿，私交甚好的两个人在电话里一聊就是一个钟头。

当年，在唐山上大学二年级的王若冰，从《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纪念王小波的文章，这才知道，这个人走了好些日子。王若冰是1996年偶然从杂志上看到王小波的《关于“媚雅”》，“我那时候就有感觉，这个作者不一般，他不招人讨厌、不道德说教、不好为人师。”此后，王若冰开始有意识地阅读王小波。当时，王小波出版的作品并不多，王若冰只能在报刊和杂志上寻找小波的文字。

王小波去世时，钟晓勇27岁，和大多数人一样，其时供职于某地方报社的钟晓勇，在小波生前，压根不知道“王小波”是谁。那时的钟晓勇，正迷恋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我买了三本，一本送人，一本读，一本准备留着”。而正是那本书，在《百姓·洋人·官》一文中，被王小波讽刺为“吓蛮书”。

王小波的离去，让钟晓勇突然知道了王小波这个名字，钟晓勇的生活，也由这个名字，从此改变。在两个月内，钟晓勇几乎看完了王小波所有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同“鬼上身”，处处模仿王的文风和思维，然后到处推销王小波。

2000年起，钟晓勇开始用“连岳”这个名字在《南方周末》上撰写专栏，和王小波一样，他也成了一名专栏作家。

“王小波性命的结束，给了很多人慧命”，连岳说。

然而，“小波效应”，10年前的那个春天，只是一个开始。

黄金时代

1997年下半年，王小波的两本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和《沉默的大多数》，迅速登上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的畅销排行榜；在上海，他的三本小说集、一本杂文集，还有一本回忆悼念他的书，也在热销。

王小波的作品陆续问世，他的书至少被七个出版社争相出版。

王若冰买到的第一本小波的“全集”，是在1999年去支边路过的火车站买的，那是一本字印得很小的盗版书。

王小波的作品，在他身后，走进大众视线里。

人文学者也不再沉默。1998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首次将论述王小波的文章结集，“自由主义者”等头衔，开始与王小波的名字同时出现。“王小波”，就像一种接头暗号，一群人跟一群人因之握上了手。

王若冰在支边的三年里，把所有能找到的王小波作品读了五遍。“我所在地方，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就像小波写的20世纪70年代，愚昧而扭曲，让人看不到希望。小波写的是我们的经历。是小波的文字，让我活在另一个世界。”

2001年春天，一批王小波的追随者以“王小波门下走狗”之名，在“西祠胡同”建立同名讨论版，仅一个月后，预定这个版的网友就超过一千人。他们模仿王小波的文风在网络上发表小说和杂文，胡坚等“80后”作家都曾是其中一员。

如今已是知名专栏作家的连岳，也毫不讳言自己在学王小波。2000~2001年，连岳在《南方周末》的专栏中四次提到了王小波，那时他喜欢用的一个句式是“王小波先生有篇文章中提到……”正如他所说，王小波的文风是不难学的。

“王小波写的东西并不多，但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王小波说的是常识，这并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识说得好，反而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启蒙，重要的思想，只有当它成为常识时，才更加重要。”连岳说。

王若冰认为，“许多青年人甘愿到他门下当走狗，这是出于义气，就像梁山好汉无论功夫高下，见了宋江都拜倒在地叫声大哥。”

但是，伴随“小波效应”迎来“黄金时代”，“神话王小波”的说法，也从此层出不穷。早在1998年5月，一份向全国多个城市作家发放的《断裂：一份问卷》中，应答者就大多认为，王小波与顾准、陈寅恪、海子等一样，是“新的造神运动”产物。“自由撰稿人在那个时代还是个很炫的职业”，何保胜说。也正是因为被频繁地冠以“自由”、“独立”之名，有人认为，王小波正在不可避免地“王小波化”。

对于这种说法，王若冰不以为意，“‘神话’始终离小波很远，媒体只是说了实话而已。”王若冰认为，媒体给予王小波的盛名并不会影响她自己的判断，她更相信王小波在文章中所提到的那种“共同体验”。

地久天长

10年后的今天，王小波追随者们的文章结集——《王小波门下走狗》，已经出到了第五季：暗红色的封面上，“走狗”们逶迤而行。

这本书封面的意境，恰好呼应了日前李银河在博客上提到的“重走小波路”活动。已经有不少小波的追随者，决定以“重走”这种方式纪念小波。“尽管，有人是冲着李银河而不是王小波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活动组织者之一的周晓芳说。

10年来，“小波效应”似乎还在不断扩大。每逢小波的忌日，媒体似乎也迎来了周期性的兴奋点。这让很多人感觉不好，纪念小波，是否已变味为一场舆论的狂欢？

面对诸多纷繁的纪念方式，连岳决定“不凑这个热闹”。已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他，最终还是要求撤了那篇稿。“这有些本末倒置了。”连岳决定就此不再接受任何媒体关于王小波离世10年的任何采访。和5年前一样，他将以在专栏写一篇文章的方式，来纪念王小波。

何保胜离开了《南方周末》，因为工作原因，王小波已逐渐走出了他的生活，但当笔者提到王小波的名字时，他的语速突然加快了，声音中依然是掩饰不住的激动。

而王若冰则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不久前参与出版了王小波全集与十周年纪念丛书，她很庆幸能有机会为这套全集的出版尽力。

就在两个月前，王小波的小说第一次被翻译成了英文并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Wang in love and bondage》。“他的写作风格适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虽然他讲的都是中国的事，但我觉得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点都让我很熟悉。”来自美国的Eric Abrahamsen非常喜爱王小波，他也加入了北京自由职业者一族。阅读王小波的作品让他第一次有了翻译中文的念头，目前他正在给企鹅出版社翻译一本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其实他更希望能翻译王小波的杂文，把他介绍到西方。

“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十年前，王小波曾经这样期许。十年后，像王小波一样的人也许并不如当年期望的那么多，但至少，一些人已经开始实践王小波所说的“常识”，就如王若冰所说：“做一个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人，才是纪念小波最好的方式。”

中国青年报

给北青报写的书评－温情而冷酷的麦卡勒斯

朱伟

2005-11-17　11:18:57

从文学史的角度，美国南方文学中，麦卡勒斯可能远不能与福克纳相比，但我还是喜欢她胜过强悍的福克纳。也许就因为她不需要福克纳那样铺陈的夸张，只顾平静地叙述她自己所感知到走在刺骨又柔软的漫无目的冬季的那种感觉——这种不加修饰的孤独所看到的畸形世界我以为更加冷酷。

其实我就读过她的三部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心灵是孤独的猎手》以及《婚礼的成员》。麦卡勒斯自己在美国南方 一个孤独小镇挣扎着活了五十年。这三部小说，《心灵是孤独的猎手》是她的处女作，1940年她23岁，刚结婚。在这部小说中，她是一个怀着莫扎特音乐的单 纯，在充满欲望的大街上到处寻觅着神秘与好奇的15岁蔚蓝色的女孩，在街上更多是兴奋的梦与现实的无以抑制。这是女孩用稚嫩的好奇追踪镇上几种类型男人无 能的活着的过程，这些看起来有趣的活着在她追踪下越来越褪色，褪色到最后，女孩自己也变成苍白无聊——完全是类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一个结构，描写女孩 面对一个又一个神秘气泡的膨胀又破灭，最后一个气泡就是她自己。《婚礼的成员》写于1946年她29岁，这一年她半身瘫痪，已经坐上了轮椅。这部小说中， 她退回到12岁，但走在那个夏天被炽热阳光、冬天被阴霾与积雪染成单调的小镇沉闷的街道已经失却了好奇心。表面看，这是一个女孩等待哥哥婚礼到来过程中的 迷乱、惶惑与茫然，你可以理解婚礼打破了一个纯粹少女幽闭的梦，也可以理解整个小说就是突出婚礼对一个少女所具有电击的象征意味，电击之后，这个世界就整 个变了。《伤心咖啡馆之歌》作于1951年，这时她34岁，则已经结婚、离婚、再结婚、再准备离婚，受够了婚姻折磨。这部小说中，那女孩已经变成了可怜而 渴望着廉价温存与温暖、双手已经变成非常粗糙的爱密利亚。她变成以局外人身份冷漠地鄙夷爱密利亚这个结局没有悬念的令人伤感的故事，这故事的结论是，爱无 非是一种自欺欺人令人伤心的自我折磨。

这三部小说，我看作是麦卡勒斯认识这世界本质的三个阶段。《孤独的猎手》中只是一个并不成熟的女人面对扑面而来生存 悲剧的一种主体意识混杂的茫然，她瞪大眼睛望着周围这几个男人，这些男人与她的关系芜杂而并不清晰，以致李文俊先生在介绍这部作品时，也误认为哑巴辛格就 是其中主角。到《婚礼的成员》，她已经清晰认识到失落是生存的前提，人的作用在强加给你的世界面前极其渺小。再到《伤心咖啡馆之歌》，则完全是清醒后对一 切的厌倦与对生存努力的一种温情嘲弄。仔细比较这三部小说，我最喜欢《婚礼的成员》。这部小说结构一直是等待中的慌乱，这等待绵延到最后，好像是经过了某 种洗礼，她所面对的她表弟亨利的死处理到冷酷至极，整个小说充满了张力。而《伤心咖啡馆之歌》只是弥漫了那种悲剧的无可回避，她的生命力疲惫而不再有挣扎 的激情。

麦卡勒斯的小说，表面看到处是女性可触摸的温情委婉叙述，不故意制造效果，她的味道都在你随她深入之后。她所描写的 她的那个小镇，表面味道在弥漫在小镇中温暖中的感伤，但进入这感伤，你看到一个又一个人轻薄地死去，她面对他们的生好像就面对着他们的死，于是你感到她表 面的温情脉脉背后是尖锐的残酷抒情，而我们恰恰就被她这样的抒情感动到分不清哪是温情哪是冷酷。

说实在，这样在真挚感染力中刺伤你心灵深处的小说我读到的不多。

http://blog.sina.com.cn/u/46fc810b010000ey

何谓日常生活–以昆明为例

作者：于坚

　　昆明的夏天黄昏特别漫长，下午在市中心的翠湖公园喝茶，是享受之一。泡上一壶，几个朋友坐在柳荫里面，一人躺在一把藤椅上。湖外围是大街，汽车依然在行使，但哑哑的没有声音。公园里面空空荡荡，鲤鱼在水面翻个跟斗，哗啦地一声。太阳出过一阵，雨又来下一阵，树叶上还没有湿到要滴水，就停了，像是被人用喷壶稍微洒了一下。

　　天气凉爽爽的，风吹柳摇，满世界像是开着天然的大空调。几个朋友，说一下话，喝几口茶，一个个呆呆地看着阳光的影子在树上移动，想当然认为，阳光都是洒在叶子朝着它的一面，却发现树叶的底部也有光辉，原来是从水面上反射上来的，并且又再照亮了树叶下面的人。那阳光从树冠慢慢地向下溜，犹如刮胡子的刀片，到六点钟的时候，连树根那里都会灿烂起来，树顶却阴郁了。湖水里面飘满天上的晚霞，金色池塘，几只野鸭子在其间游来游去。出现一两个蝙蝠，公园里面到处是紫气。偶尔可以见到两个人，还在下象棋。有四个男女，还在搓麻将。到七点半，天还亮着，但也差不多要黑起来了，蝙蝠爆发了起义，到处乱飞。

一个朋友说；走，吃饭去了。就出了公园，顺湖边走到叫红灯笼的那一家，正是整个昆明城吃的酒酣耳热的时候。进去就有一桌刚刚空掉、杯盘狼藉的桌子，伙计马上收拾干净，摆上几套新的碗筷，又沏上好茶，就点菜。点菜也不照菜谱，而是直接到厨房里去，那里各种生菜熟食已经摆好，想吃什么点什么，长得像大赤包的老板娘亲自为你介绍每样菜的做法。就点了：腌莲花白炒小蜡肉、蒸茄子芋头花、炸曝腌白鱼、大理雕梅扣肉、清水苦菜、豆花鲤鱼、老奶洋芋几样。够啦，老板娘说，莫浪费，不够么又点。立即摆满了一桌子，太好吃了！马云惨叫道。当其时也，昆明到处在吃，有的地方，一条街都是桌子，灯红酒绿，跑堂的都搞不清自家的桌子是哪几张。吃什么的都有，宣威老火腿、广东烧蜡、湖南毛家菜、四川乡巴佬、山东大饼、过桥米线、美国肥牛、肯德鸡、烧烤、小吃、烧豆腐（吃这种东西最好玩，食客全部围着火塘，火塘上架个铁条的烧烤架，底下是泥炭火，上面烤建水运来的小方块的臭豆腐，烤到冒油，蘸着作料吃。作料分干湿两种，湿的，配卤腐汁、芫荽、辣椒、酱油等；干的，配干辣椒粉、盐巴、味精、花椒粉等。食客只管坐下就吃，不需报数，卖烧豆腐的姑娘，一边翻烤着豆腐，一边为你计着数，她用若干小碟，每个小碟代表一位客人或者一伙客人，食客想吃哪块夹哪块，你吃一块，她在小碟里面扔一粒干包谷。最后数一下和你结帐。）在夜幕降临之际端上来的一桌菜，用不了多少时候，就吃到盘子漏底，还要加两个，从来没有吃过，一个是油煎八宝饭，一个是芋头煮肉皮，好吃得要命，要命地好吃。管不得那么多了，我再吃一块肥肉。

　　酒足饭饱，一算账，五个人，吃得昏天黑地，才120块钱。法国回来的那个就惨叫起来，这么一桌，在巴黎么，没有千把法郎根本吃不下来。买单的笑笑，走，喝茶去，这回是去花间集，一个朋友自己开的茶馆，顺着湖边走，都是茶馆，都是坐满在露天里喝茶玩牌的人，不时有卖花的和擦皮鞋的从其间穿过，花是玫瑰花，五角钱一只。擦皮鞋是一块钱擦一双。又有骑三轮车的过来，车上拉着一车子植物，吊兰、剑麻、仙人掌、兰花、菊花……都是论盆卖，已经长得枝叶茂盛，买回去只需每日浇水就行。夜晚的序曲才结实，第一小节刚刚开始，喝罢茶还要吃些水果，还要找些话讲讲，还要搓搓麻将，看场电影……玩场多了。

　　这里写的只是昆明千篇一律的日子中的某些细节，如果要写下去的话，那是无法打断的。这种生活过去几百年中一直如此，自从昆明成为一个城市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渐渐地越来越精致讲究夸张罢了。例如，在明朝，人们建筑房屋，还仅仅是为了遮蔽风雨，过了三百年后，房屋的细节已经非常讲究，要雕梁画栋，要疏影横斜，要曲径通幽，以使人生更具有诗意。昆明气候温和，雨水和阳光恰到好处，真是多一分嫌热，少一分嫌冷，仅仅适宜于生命。既不过分奢华，也不过分简朴，不慌不慢，有深圳美国来的人发现，在昆明，很少有人在骑自行车的时候超过别人。这是一个永远不急着赶到哪里去的城市，从来没有一辆叫做时代的列车在旁边气喘吁吁地催促它，有，可能它也无所谓，让它等着吧。它从来不急着到哪里去报到，对于它来说，营造舒适人生的种种材料都已经足够，它不需要再改造什么，扩张什么，侵掠什么，图谋什么，水草丰美、天空蔚蓝、鲜花阳光、滇池里有生生不竭的鱼虾……等等，这个城市体验享用造物主恩赐的种种现成好处都来不及，哪还有工夫去改造这样，解放那样。这样的城市，在风起云涌、剑拔弩张的时代，真是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它永远不会决定鹿死谁手，也不会成为核心、要寨、根据地。它不是为打江山、改变历史的方向建造的。风花雪月，玩乐吃喝，这个城市最热门的话题是到哪里去玩，去吃，去寻欢作乐。它是那种最普通、最平庸、仅仅是为了"在着"，为"过日子"建造的城市。

　　这城市的目的简单得很，就是为了过好每一个日子，按照季节和蔬菜，春捂秋冻，夏天吃蘑菇，中秋尝宝珠梨（昆明古代就有名的贡梨），春天喝阳春米线，冬日吃狗肉火锅。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怎么写得那么慢，那么不厌其烦，昆明可能最心领神会，他写的就是人们怎样"过日子"噻。

　　何谓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是人生的最基本的生活，它以常识为基础。日常生活是世界辞典中最基本的词汇，伽达默尔说，"’自从开始了谈话我们才存在并互相倾听’……虽说这种对话总是采用新的语言，却始终是以人类的语言，可以学会的语言进行的"。日常生活就是人生最基本的生活，毫无意义的生活，无所谓是或非的生活。从这种生活开始，我们才有根基进行关于存在之意义的种种疑问和设想。你可以拒绝这种基本的生活，但你不能摧毁它，因为她是最后的、最基本的。没有这些，也就无所谓世界。

　　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生活被大众所鄙视，为舆论所攻击，被视为改造的对象。真正的生活不再是它，而是某种更高尚的生活，所谓"生活在别处"。日常生活由于它的陈旧性，像大地一样的陈旧，被革命视为旧世界的老巢。但全新的日常生活是什么呢？革命从来没有解释。革命的生活并不是日常生活，革命就是要摧毁日常，就是不断地破旧立新，为"更某某"的奋斗。日常生活永远新不起来，所以它是革命的首要敌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最向往的生活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描写的那种生活，为了将来有一日被敌人捉住的时候不当叛徒，每天在钉满钉子的木板上睡觉。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时刻准备着"在任何时候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平心而论，这种革命家的生活确实是人生最有意义的生活之一，但它不是基本的生活，不是普遍的生活，而是特殊的生活，它没有基本的日常性，并且如果坚持这种生活的意志力如果不是自愿自觉的话，它对于人永远只是一种伪生活。

　　日常生活必然是旧的，因为它是基本的。如果历史是某种无休无止的装修的话，那么日常生活就是装修下面那些基本的部分，不变的部分。它是旧的，只是相对于时代的变迁，它的旧不是由于变，而是由于以不变应万变。60年代的革命企图把少数人的理想、浪漫、高尚、纯粹的生活，根据理论设计出来的特殊生活强加于所有人，使这种特殊的生活变成普遍的生活，它勉为其难地通过暴力来达到这一点，它的方式是，生活就是罪行。那时代没有人再敢于"过日子"。只会过日子的人，将完全丧失政治生命，昔日一生只是来世上"过日子的"大众消失了，敢于顽固的"过日子"的人少到已经只是当年所谓九种人之外的第十种，落后分子中的一小撮。但革命所要摧毁的庸俗生活却是人生最基本的东西。词是从这种最基本的生活里开始的，由此，我们才可以去发问生活的意义和想象人生的可能性，谈论"活着，还是死去？"，革命使对"活着，还是死去"的思考成为最基本的问题，而日常生活从来不考虑这样的问题，它只是"在着"而已，人只是被抛入世界，抛入最起码的世界，最基本的世界。人从来不会被抛入革命中，革命是选择，而日常生活是无可奈何。

　　日常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意义如此玄奥深邃、五彩纷呈的历史下面，它是支撑一切的东西，它是最基本的词，它是世界的河床，它不可能只服从于任何单向度的意义，如果一定要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修辞活动去暴力地摧毁它的无意义，让它立场、路线、爱憎起来，世界就要倾斜、倒塌。但更无意义的是，我们常常不得不浪费时间来重申这种常识，为毫无意义的事情寻找意义。

　　前面说到哪里了？我们后来到了花间集茶馆，进去要了一壶菊花茶，话梅、瓜子，就找些话来讲，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讲到两点，又吃些宵夜，才回去睡觉，六七个人，有五个是翻了墙回去睡的。这是上星期六的事情，但我可以说，这种事情，早两百年，如果有人写的话，也是一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