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师群制作的课件幻灯片《古代汉语导论，大学语文第一课的漫谈》
1
古代汉语导论
大学语文第一课的漫谈
2
大学与中学的区别
你对大学的学习生活有什么样的期望？
大学的学习生活与中学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
你对大学老师的精神面貌抱有什么样的期待？
踏入大学的大门，也算半个知识分子了。
知道什么是知识分子？怎样才算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吗？
3
教育的目的与价值何在？
不能把人当作强制接受什么的容器。
孩子是成长中的自由主体，教育的目的是呵护他们的自由成长。
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真实信息、文化教养、职业技术或专业智能。
告之前辈经历过的痛苦和快乐、挣扎和奋斗、风险和焦虑、绝望和希望……
尊重学生的个性自由，发展自我同时有益社会。
4
什么叫素质教育？
什么是素质？人的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是人格精神！
真正的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格独立和精神健全，这是万业之本、创造之源，也是人类发展的目的。
学习的乐趣，奋斗的幸福，创造的成果，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自己发现自己，自己完善自己，自己为自己开辟繁华似锦的精神天地和物质财富。
不要做社会、知识和人生的奴隶，而要做其主人。
5
独立思考与批判性思维
2006年10月，耶鲁大学校长在中外校长论坛上的演讲：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应是教会学生如何独立思考？要让大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习惯。
芝加哥大学校长说：大学之所以名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必须是批判的中心。
为什么要独立思考？为什么要培养批判性思维习惯？
人类进步及其社会发展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你思考过吗？
6
台湾学者殷海光 《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
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
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有时为此，他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7
为什么还要学古汉语？
中学不是学过了吗？大学我又不学汉语专业，为什么还要读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是文科的学习工具，是把握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工具。
任何一门文科学科都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有关学科的发展史，工具是基础。
而要掌握这门工具又相当艰难，中国古代的主要学问几乎都凝聚于此，古人将这门学问搞得相当神秘、晦涩。
8
充满模糊概念的文字体系
儒家学说的“仁”、“仁政”、“理”
道家学说的“道”、“气”、“太极”
墨家学说的“天”、“天志”、“明鬼”
法家学说的“法”、“术”、“势”
阴阳家学说的“阴阳”、“五行”
以上术语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理念，如何把握这些理念是相当困难的，或者说没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文化基础，就无法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9
敢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
为什么中国上古社会要走向如此专制的政治体制？且影响深远？
如何评价秦始皇统一的历史进程？统一就代表进步吗？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权”概念，或者说权利意识非常淡漠？
为什么中国有数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到近代却如此愚昧落后而挨打？
美国为什么要指责中国人权问题？为什么不将其提案翻译出来，让人们看看美帝国主义是如何反华的？
10
大学主要是培养自学能力
大学与中学的差别：学习决不是背诵教课书上的所谓重点或标准答案，而是要独立思考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有所谓：中学求同，大学求异！
或者说，教育的目的不仅要你熟悉已有的成果，更要你怀疑已有的成果，能提出自己对它的解读。
这就要求你掌握自学的能力，其中文字功底应该说是最基本的一种能力。
11
文科课题没有正确答案
教师讲课的目的并不是将所谓的正确答案灌输给学生，让学生听之，背之。相反，教师只是把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或者如何研究得出其观点的过程告诉同学，让同学得到一定的启发，同时又不满足，于是进行补充、完善，以训练研究方法，培养创造性的能力。
同样，学生不能只知从老师那里获得一个所谓结论，要自己去探索，要从独立的思考中获得学业的进步。
12
要敢于怀疑一切！
马克思的座右铭：怀疑一切！
人们习惯于接受答案而不去辛苦地考虑其答案的探索过程，尤其是这结论是否存在真实的根据？于是其所谓“知识”不但肤浅，甚或是伪知识。
所以要获取大量的各类信息，认真思考这些信息，尤其是不同观点的信息。
然后是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和教育模式强加给我们的思维定式，打开探索欲望的突破口。
13
中国人缺乏深邃的思想信仰
犹太作家赫斯说过：中国人与犹太人是两个不幸民族的典型例子，前者只有躯体没有灵魂，后者只有灵魂没有躯体。
西方人重视灵魂而轻视肉体，灵魂的核心是信仰与理智，它主宰其他方面。
中国人虽也有“灵魂”概念，但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它只指一股生命之气，一种虚化的身和飘游的意识，不具有信仰、理智、主体方面的自定义功能，总体上仍属肉体范畴。
14
和为贵与稳定压倒一切
和为贵的倾向，使中国人在政治方面只要求安定，而不是为自己的权利奋斗。因此，一个政府只要能够维持安定的局面，中国人就可以让它的意志强加在自己身上，可以由它来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感到不关痛痒。
西方那种在平等基础上，每个人、每个团体都为自己权利而斗争，不能容忍一个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压在众人头上的文化表现，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15
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以实用为主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重视感观享受，讲究实惠，最重视“吃”。
中国数千年悠久的文化中，最发达的是实用的政治统治术和一些生活技艺，最缺乏的是一种超验的彼岸信仰追求，由是跪拜在现实的权力脚下。知识者主要在权力的指挥下，运作自己的思维。
中国人不理解西方人：“若为自由故，两者（生命与爱情）皆可抛”的精神文化。
16
孙隆基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趋向于“团结”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喜欢整自己人的民族。
在中国人的政治斗争中，双方都将自己打扮为整体利益的代表者，都将“搞分裂”、“破坏团结”的罪名加予对方。
在保持“面和心不和”的状态下，彼此的斗争在“团结”的形式下进行。这种大家分不开但又必须互相整来整去的情形，就好象大家庭中的婆媳、妯娌斗法一般，彼此变成虐待狂与被虐待狂。
17
深入解剖中国文化基因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基础
从有关人的观念，从各类经济的运作，从社会团体的结构，从专制政权的形态，从法律文化的传统……各方面入手，而古汉语肯定是最基本的工具。
同时更需要用现代的普世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作为研究工作的目的，自觉进入艰苦的文化基因转型的社会现代化历程。
18
台湾学者殷海光 《文化的展望》
如果权力决定其他成年人只能知道他许可知道的，只能阅读他许可阅读的，只能发表他许可发表的，如果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是对人类全体的侮辱。
任何人有追求自认为是真理的自由，也有表述自认为是真理的自由。那种只许他人知道片面消息，造成民众井蛙之见，观念坐牢，这是虐政中最虐的一种。
19
本课程的学习方法与要求
主要阅读课文的篇目
每篇课文的时代背景，有关文化传统。
弄通每个字、词的涵义，读懂课文，并能翻译词、句、段落。（不讲求语法）
从所读课文中得到什么启迪，或者有什么思想方面的收获。
主要培养对文字的把握功底，对文化遗产的独立思考能力，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特质及对今天的深刻影响。
勇于发言，畅谈思想
继承蔡元培先生的办学传统：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遵循伏尔泰的名言：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
同学们要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畅谈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平等的态度与老师争论，存在不同观点是非常正常的，不要屈服于老师，也不要盲从权威，而要在学习中找到自我。
20
如何对待不同的思想观点
有种革命逻辑声称：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你同意吗？
这是一种极其简单化的低级思维定式，它看不到事物的复杂而丰富的内涵。更为恶劣的是，人们会由此养成对不同意见持敌视态度的思维习惯，似乎只有观点一致才算正常，它使人们心胸狭隘。尤其是掌权人的偏执，不但许多无谓的争执和错误由此产生，更导致许多人间悲剧残剧的发生。
要学会宽容！
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才宽容。不宽容实际上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又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时；当一个人并没有掌握真理，而又要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时；当一个人固守陈腐的教条，而拒绝历史进步时；当一个人目空一切，自作井底之蛙时，这个人必然是不宽容的。——房龙《宽容》
（2008年12月6日星期六 17：38 整理自小荷1120[转贴]的《杨师群制作的课件幻灯片》）
Archive for the '思想' Category
愚蠢是种道德上的缺陷
【作者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是德国牧师，神学家，曾参与德国抵抗纳粹的反对运动，因此被捕。他还曾卷入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德国投降前夕他被绞死在纳粹集中营。本文摘自他写的《狱中书简》。】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下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在此有一种恶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险，它会对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对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可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一九一八年底，梁启超率领一个半官方的考察团访问欧洲。除去他本人，团员中还有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都是中国年轻的一代知识精英。
考察团有双重目的，一是参加巴黎和会，另一个是拜访当时欧洲的一流知识分子，西方思想已大量涌入中国，他们迫切的想从他们身上获得更直接的指教。
此刻欧洲的景象，比中国代表团在和谈中受到的挫败感，更令梁启超感到触动。他们参观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巴黎的巴士底狱，在阿尔卑斯山等待日出，拜访了伊奥肯、伯格森的哲学家。欧洲给予他“一片沉忧凄断之色”之感， 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毁效应，比他想象得更严重。
“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佬，也一个个像我们一半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他在《欧游心影录》里写道，“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曾]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来……”
这颓败景象甚至动摇了他一直以来的信念。自从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以来，西方，尤其是英、德、法为代表的欧洲，一直是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榜样——古老的中国应向她们学习，它象征着科学、进步、理性。一九零三年前往美国访问时，他仍坚信，中国离西方世界的距离太大了，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但现在，梁启超开始觉得西方走得太过了。它不在是他眼中的共和制、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希望，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贪婪与野心，他感慨说“谁又敢说（战前）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一些西方人的悲观论调也确认了他的疑惑。一位美国记者塞蒙氏对他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他回美国就关起门来，等着中国文明输入进入拯救他们。
四十六岁的梁启超用了大半生试图向西方寻求中国重生之路，西方既令他充满希望，又让他沮丧。但此刻，欧洲的溃败似乎给他某种少见的信心，他准备要重估被他猛烈批判的中国文化遗产。这种信心还转化成自我陶醉，他对中国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者你来超拔他哩。”
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分享了他类似的情绪。比他更年长，曾经是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的热烈翻译者的严复，在一九一八年给朋友信中写道：“……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齿’。”
这种情绪最终在一九二三演化成一场“东方与西方”、“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如今看来，这场激情洋溢、人数众多的论战，混乱而经常错过重点的，双方的论述经常被对方简化。人们记住了梁启超情绪激动的“科学破产”，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后来的冷静补充：“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人们仅仅记住了梁漱溟的“东方注重精神、西方注重物质”，“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片面论断，而不知他想表达的是对过分功利主义的警觉。同样的，丁文江、胡适对科学精神的捍卫，也经常被误解为仍然相信“科学的万能”。
这场论战，也显示了日后中国很多争论的特征——它是高度一元思维的，结论总是非此即彼。科学获胜了，但是胜利中又充满了苦涩，科学变成了一种唯科学主义，它排斥怀疑精神，变成了一种教条与迷信，它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直到今天，仍带有着这种唯科学主义的特征。
那是个内心焦灼的年代。因为中国在军事、经济与制度上的失败，让中国渴望学习外来文明，但这种学习转化成某种迷信；但是它内心的骄傲与愤懑又时时涌现出来，变成不切实际的自我安慰和满足，去美化现实。
历史不重复自身，却充满了平行线式的相似。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关于中国拯救世界的说法风行一时。在这种群体性的迷惘中，中国散发出特别的诱惑。它强大的政府力量被视作深谋远虑，它的社会主义标签被理解成可以给普通人提供保护，它曾经被诟病的封闭的金融市场，如今则免除了传染性的恐慌……它变成了一块希望之地。
欧盟主席巴罗佐与法国总统萨科齐都敦促中国在为解决这场危机而做出重要贡献；《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内修斯在十月十六日写道：“在2008年的大恐慌中，我们都要面对一个现实是，没人希望站在市场的刀刃上过活。我们需要资本主义经济所独有的活力和灵活性。但我们也需要保护——个人在市场崩溃时能保护我们和家人的安全网。”他认定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提供保护的国家，宣称“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而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或许代表了很多中国知识精英的感受：“美国曾是中国的榜样，但现在它出了这么大的麻烦，我们要再思考。”
这场危机被形容成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终结。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被视作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两大支柱。因为布什政府傲慢，它在伊拉克战争上的虚伪与失败，民主的魅力已经大打折扣，而华尔街的失败则使自由市场的理念遭遇重创，“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口号已经开始流行。
梁启超短暂的个人陶醉没能持续多久。欧洲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成功。一九一九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悲剧的一年，即使中国是战胜国，它似乎也对自己的国土无能为力，青岛差点就从德国手里转到日本名下。而在整个二十年代，让外来者罗素陶醉的西湖边轿夫的笑容掩饰不了社会的空前失败，战乱、腐败、饥荒、失序，困扰着中国，如果你稍加留意，它并不比战后动荡的欧洲更好，只不过中国人更习惯忍受这些折磨。欧洲的失败，也加剧了中国价值观的混乱。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魅力的陡然升起，日后将中国引上了一条更加悲剧性的道路。
二零零八年的中国，已与一九一九年，不可同日而语。它获得了独立，也强大、富裕得多。但相似之处也很多。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缺乏内在目标的摹仿者，都处于巨大的转型时期，都面临着种种观念的混乱。那时的中国学习欧洲，科学与民主，像是两面旗帜，但是整个国家对它们的理解仍停留在口号的程度；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是美国的摹仿者，民主与自由市场是它的标志，同样的，我们对于它们的理解，既片面又浅薄，充满了工具主义的色彩，伴随着国际风潮的改变，要么是不加分析的崇拜，要么是厌弃。
查常平:《人文艺术》第六辑编辑后话
由于在根本上缺乏西方思想中的犹太－基督教神圣背景，中国现代社会呈现出的世俗化转向，直接正在演变为俗世化的物质主义与庸俗化的肉身主义。“欢乐得浅薄、快乐得单调”，…但是，在历史上，即使在物质主义、肉身主义恣意猖狂侵蚀我们心灵的时代，人类都需要以艺术、形上、宗教之类人文思想的净化提升。这绝不是源于西方现代主义时期的文化精英主义的主张。它是一切有良知的汉语学者冥冥中的共识。
学者的天职还是要言说，思者的志业还是要思想，纵然很少有人倾听。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在文化生产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宪法承诺的言论自由前提下，民间思想言说的独立存在。如果一个民族要实现其在文化上的现代性转型，除非给予民间思想的传播以合法空间，否则，它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使命。
在信仰远去、精神沉沦的时代，他们殷殷关注的目光，难道不就是艺术永恒的人文遗产么？
